南极格罗夫山南部陨石_南极格罗夫山

1.人类探寻南极洲的历史以及相关突破

2.南极考察内容

3.南极地区的环境保护有哪些？

2002—2003年，参加中国第19次南极科学考察，闯入被称为“生命禁区”的格罗夫山区，在中国，也是世界上首次在南极格罗夫山区进行大范围的遥感测图。在海拔2000多米的冰盖上，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酷寒和冰裂隙随时崩塌的危险，成功埋设了8个永久性中国测绘标志，测定了8个GPS大地测量控制点，绘制范围达8000平方公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在该地区布设控制点最多、控制范围最广的国家，在国际上首次测绘出格罗夫山区的地图，为中国在南极格罗夫山区进行地质、陨石及冰川学等多学科考察提供准确的空间信息基础，对于维护中国在南极的权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4—2005年，参加中国第21次南极科学考察，前往南极冰盖最高点Dome A区域进行科学考察，主要负责测定南极冰盖最高点、内陆冰盖队的导航、测绘南极冰盖最高区域地形图及冰川动力学监测等任务。中国第21次南极科学考察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寻找并确定Dome A的最高点，为我国在Dome A区域开展多学科综合考察及建立第三个南极科学考察站做前期调研。

人类探寻南极洲的历史以及相关突破

我国已在南极建立了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年建的第一个科考站长城站，在近几年扩大了规模，新增1800平方米的建筑后，也已是南极入口处各国考察站中最先进和最舒适的居住地。

11月6日，“雪龙”号停泊在上海一个僻静的江边码头，旁边是青铜浇铸的雕塑——“中国南北极起航返航原点”。这艘极地科学考察船将在第二天开拔东海，第30次驶向南极。这次科考为媒体所瞩目之处，是它将建立中国第四个南极科考站“泰山”。

运输危险，后勤不易

道路导航、站区测量为此次科考“必修课”

此次南极科考的重中之重是建立我国第四个南极科考站——泰山站。它位于中山站与昆仑站之间，距离中山站约520公里，海拔高度约2621米，与中山、昆仑两站遥相呼应，同时能覆盖格罗夫山等南极关键科考区域。格罗夫山是中国科学家收集陨石的主要地区。

1400万平方公里的冰封大陆上，人类设立的53个科考站显得那样孤立，站与站之间的道路，只要一场暴风就会被掩埋。即使有了现代运输车辆，在南极外出活动仍不乏风险。

“到处是冰山，冬天有风暴，最大风力可达十三到十四级。如果出站迷失，很可能带来生命危险，这种情况国外考察站就发生过。”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综合处长夏立民说。

夏立民说：“队员出发前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好几次险情：车子在冰面上走，把冰面压裂了，差点掉进冰窟里。”

泰山站距离中山站的520公里路况复杂，好的导航十分重要。去年在第29次南极科考中，就有队员在此路段掉进冰裂缝，十分惊险。因此这次科考的一项必要程序，就是专门为泰山站建设队伍进行导航和站区测量。

南极考察内容

CCTV消息（纪事）：2004年11月底，中国第21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137名队员抵达南极。

他们此行的使命是前往南极冰盖冰穹A寻找南极冰盖最高点。南极冰盖最高点又被称为地球不可接近之极，此前从未有人类到达过。这是中国人的脚步进入南极内陆最深入的一次。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曾经推测在地球的最南端应该有一块很大的陆地，只有这样才能和北方的大陆保持平衡。他们称之为“未知的南方大陆”。

此后，库克船长，沙克尔顿爵士，无数探险家一次又一次接近南极，但是他们始终与南极大陆失之交臂。

1911年，发现南极再次成为世界的热点。挪威探险家阿蒙森和英国探险家斯科特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两人打赌同时出发，看谁能先到达南极的极点，成为征服南极的英雄。

阿蒙森从鲸湾出发，用狗拉着雪橇向南极极点进发。

斯科特则从罗斯冰架登陆。但是很快，拉雪橇的矮种马马蹄被冰渣扎破，最后只能自己拖着雪橇艰难地行进。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疲惫的斯科特来到南极点，却发现了阿蒙森留下的一顶帐篷和一张纸条，祝他返程平安。阿蒙森的祝词并没有给斯科特带来好运，他们在返回的路上遇到了暴风雪，一行5人相继去世。

为了纪念他们，后来位于南极极点的南极科考站命名为阿蒙森斯科特站。

中国对南极的探索始于年。当时，中国第一支南极洲考察队的591人乘坐中国自行制造的远洋科考船“向阳红10号”前往南极建立了长城站。

郭琨：“我们国家第一个长城站，1985年2月22号建成，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咱们为什么在那里建站？离那么远，花那么多钱，值不值得？从我十几年以来，在当时情况下，南极建不建站是关于我们国家荣辱和尊严的事情。”

早在1908年，英国就对南极提出了领土要求，之后各国纷纷抢滩南极。

为了停止这种领土纷争，共同探索南极，1959年12月，最先到达南极的十二个国家订立了南极条约，商定冻结已有的领土要求。为了人类的利益，南极应该永远用于和平目的，不应成为国际纷争的场所与目标。

中国于1983年以缔约国身份加入了南极条约。但是第一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经历，对于郭琨来说，却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

郭琨：“因为当时我们没站，虽然83年6月份加入南极条约，是缔约国不是协商国，没有表决权。1983年9月份，派了代表团出席南极条约第12次协商国会议。澳大利亚坎贝拉，我们出席，从会议座次到文件发放都是二等公民的待遇，特别是没有表决权。当进行表决的时候，把榔头一敲，让缔约国退出会场，去喝咖啡。当时每次听到这个，心里就是一种屈辱——堂堂10亿人口的国家在这里没有发言权表决权，被人逐出会场，这是一种最大的耻辱，就是你在南极没有站。”

从1981年开始，中国陆续派出科学家前往其他国家在南极的科考站进行学习，开始进军南极的筹备工作。

年11月20日，中国第一批南极科考队员从上海黄浦江起航，开始前往南极未知世界的征程。

刘小汉：“当时开始确实很困难，因为海上当时的船，向阳红10号船也不是很好的船，不是破冰船也不是抗冰船，就是普通的科考船，然后我们航行到赤道附近呢带的淡水也没有了，一天就那么一缸子水。连喝带刷牙带洗脸就这一缸子水。”

随后，他们进入旅途中最为险恶，被称为魔鬼地带的西风带。

郭琨：“有的连吐13次，黄水都吐出来，有的最后都四肢抽搐，就像生一场大病一样。有的难受得说：‘队长，我还不如跳海呢。’”

郭琨：“有的队员开玩笑，有的歌词把大海形容得特别美丽。大海啊大海啊，像妈妈一样，还有什么海浪轻轻地把战舰摇，我们亲身体会大海简直像恶狼。”

鄂栋臣：“出发的时候不知道，出去到长江抛锚。船长告诉我们说，这是首次南极考察，没有经验，准备了一些大的塑料袋，准备装死人的，谁牺牲了就往袋里装，然后放在船底下冰冻起来。谁也不知道，每次从那以后才知道有这么个准备，以防万一。当时我们也签了生死状，协议自己愿意取得，后来延续下来的。如果老公去老婆签，年轻人父母签。但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是自己签，很少人家属签。家里人不知道，因为不了解的人有点害怕，危险太大。”

刘小汉：“真正到的那一天，我们简直是心里头高兴极了，虽然天很冷，但我们都站在甲板上船舷边上看着，就是远远的从海平线上雾蒙蒙的然后显出陆地来，显出岩石礁石，心里特别的兴奋……我们中华民族呢，总算也踏上南极这块土地了。”

鄂栋臣：“12月26号这天早上，船头上大家老远看到乔治王岛，那些原来去过、参加过外国考察站的人说那就是南极。非常激动，全船舱的人几乎都涌到向阳红10号的甲板上，到处站着人，对着南极高喊：‘南极南极，中国人来了！中国人来了！’”

郭琨：“那张照片，那是首次登上乔治王岛，年12月30号15点16分登上南极大地，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在南极大陆上。”

刘小汉：“我们一登陆以后，什么都没有，一片荒滩，一片荒海滩，后边就是雪山。我们选定的站址又被别人抢占了，然后我们临时又找新的站址。所以当时在那种感觉就是，南极这块土地我们倒是踏上了，但是从踏上的第一脚就不太容易。就是一直是一种国际竞争，所以从上去的第一天，神经就绷的非常紧非常紧。”

郭琨：“当时就感到，哎呀，我们要在这里立足，扎住脚跟，我们要在这儿建立我们国家第一个考察站，都憋了一股劲。”

鄂栋臣：“80年代初的时候经济实力还不强，怎么把起重机什么带到岸上去？要修个码头，再用吊车 一件件吊上去。当时没有准备，水泥也不行，麻袋一方下去就被冲掉，大家跳到海湾里围成人墙。”

郭琨：“当时科考班班长叶奇德，5天5夜暴风雪，他几天没合眼，最后晕倒在现场。等到苏醒过来以后，又投入了战斗。还有一个队员把手给砸了，在海里涮一涮，又继续干。最后有队员看到有血，一条条的，才把他拉上岸。最后整根筋都做了缝合手术，有的队员就摔了手套继续干。”

刘小汉：“只想就快点干快点干。早干好一天，不说别的，我们还少受一天罪呢。因为盖不好房子我们只能露天在那么冷的大风里睡觉，而且早晨一醒实际上天也不怎么黑了，早晨一醒羽绒被上都是一层冰雪呀。就好像一个冰壳把人给罩住一样。”

刘小汉：“就完全可以和保尔柯察金那个修小铁路的时候，就完全就那样一样的情况，一样的吃一样的住一样的那种劳动的强度，同时呢也是一样的。”

郭琨：“每天早晨我要起来，五点左右我就开始挨着各个帐篷吹哨子叫大家起床，有时候我心里也不忍啊，一进这个帐篷里头大家呼呼地睡得正香，一吹哨，起床，大家就坐起来了，我说今天天气好，赶快吃饭干，坐起来了，当我一离开，不由地又躺下，回来再叫一遍。”

1985年2月20日，南极科考队建成了中国第一座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

郭琨：“用自己的手，经过艰苦奋斗，也可以说是45天日日夜夜的这么干，最后建成了，非常激动也非常兴奋。有队员说了：‘现在我体会到了，为什么女排得冠军的时候大家抱头痛哭。’长城站建成了大家也是抱头痛哭。”

刘小汉：“你像男孩子出去跟人打架，谁欺负他了，他会很勇敢的跟人打架。然后不哭，但是回家呢见他母亲他可能要哭。像我们那个考察队呢可能是那次实在是太苦了，所以中央慰问团来了，大家就觉得好像见了亲人了，就忍不住了。”

在长城站楼前，队员们树立了一块路标牌，标明了长城站与北京的距离为17501.949公里。

1985年4月，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所有队员平安回到北京。

长城站建成当年，中国成为了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但是有些国家对长城站的位置提出了质疑。

刘小汉：“我们中国呢是个后来者，而且建站呢选在乔治王岛上，选在南极圈以外。当然大家也都理解都明白，第一个站嘛保险一点。但是在那儿呢科学上尽管我们在那个地区算最好，但是实际上真正到了国际上就不行了。一小块地方费尔德斯半岛就那么十几平方公里，二十平方公里那么一个小地方，整个乔治王岛又都是冰雪覆盖，不覆盖的就那么一小块地方，所以在那儿也确实做不出什么太惊天动地的成果来。每次…… 没有发言权。”

郭琨：“我们当时没有破冰船，也没有抗冰船，我们只有远洋科学考察团，一共12船质量辆，这样的船进不了东南极，因为东南极是冰雪比较厉害，这个在暴风雪的时候，在这个浮冰当中会撞啊，会把你的床给船撞坏了，禁不住这个，不具备航海能力这个条件，不具备去东南极深入冰雪天气。”

刘小汉：“很多国家都在攻击我们。说中国在这儿建站，不是为了科学。如果为了科学他就不应该到那儿建站，他应该在南极大陆去建站。”

郭琨：“《南极条约》是1959年签订的，1961年生效的，当时定是有效期30年。到30年以后要进行修改，如果在会议上有人提出来要修改，我们当时考虑呢，如果我们一个长城站而且又在南极圈以外，在这个修改和国际南极会议上中国人发言不硬，那人家到时候说你这南极大陆上你们都没有去过，你这了解多少，你发言不硬，所以必须要在南极有一个站，南极圈以内有一个站。所以当时向中央请示建第二个站就中山站。”

1988年11月，郭琨再次率队前往南极圈内的东南极建立中国的第二个科学考察站——中山站。此次同行的还有一个摄制组，其中包括当时身为演员和摄像的张国立。

张国立：“那次我们正好赶上要拍个片子，叫《长城向南延伸》。就是拍这么一个，实际上是反应第一次中国考察的事，那种艰苦的这么一个片子。实际上是一个立志的片子，就是给大家看，中国人也可以去南极，也可以去建立自己的一个考察站。

我当时看到一些纪录片，我们看到纪录片以后，我们觉得特别的美，我觉得。那么蓝的天，那么白的冰，全都是冰，企鹅、海鸥、海豹，只有这三种动物，就觉得非常的美，而且看来大量的一些数字的提供，知道那个地方，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基本是真的是没有中国人走过，所以就有一种冲动，就特别想去。就觉得，当时当然也说了危险，甚至也签了生死合约，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一定得去，就是死在那都是值得，就是那么好的一块净土，就是死在那是我们的福分，实际上是把那给污染了，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就觉得，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这一次，科考队乘坐的极地号是从挪威买来的旧抗冰船，它可以在浮冰区航行，但是它依然没有破冰能力。

张国立：“但是它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破冰船，它就叫‘抗冰船’。就是它的船头能够承受的冰的厚度，其实也就是一米左右。就是一米左右的冰的话，这个船开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了南极以后发现那里没有一米的冰，都在两、三米左右的，所以船是根本就开不动的。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其实非常非常的，那一年特别特别多的故事，就是首先你要能让大家能够了解，因为科学考察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每一个科学家和他的科学的项目都需要一个专家来做这件事情。而这个船只能上这么多人，比如说上了我们10个这样的新闻组，加上新华社的、中央电视台的和新闻**制片厂的10个人，这10个人一个新闻组的话，这10个人实际上是占了10个科考人员的名额。所以他们有很多人，刚开始不是很喜欢，就说我们是科学考察，来这么多这样的人干什么？占了我们的名额。但后来我们真是已经成了生死之交。”

1989年1月14日，陆地出现在大家的眼前，队员们都非常兴奋。开始准备抛锚，卸货。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张国立：“我记得特别清楚，是这个手，左侧船的左舷突然就冒出一个真的是比篮球场都大的冰山就起来了，那个冰茬子和和那个海水一下子就整个上船上来了。”

郭琨：“一开始冰崩的时候，冰崩就像爆炸一样，那个水柱冰消喷到空中一百多米，几十米的那个浪高，30米的浪花旋转着那个冰，小冰山翻滚着奔船就过来了，当时这个船晃晃当当，连碰的船舷全晃动呀，非常危险。”

郭琨：“当第三次冰崩的时候，有一个大的冰山落在水面上有几十米高，在它底下将近有三分之二就奔着船就过来了。我们当时心里就想完了，一撞到这个船肯定是船毁人亡。”

张：“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甚至比一个篮球场或者比一个足球场都大的冰山，直接冲着这个船就过来了。这个要是直接碰到那个船底下，或者是还有一些就直接更可怕的，如果它推你倒还不可怕，它顶多就是把船给推伤了，或者推裂了，但是最可怕就是如果它沿着冰层底下再走这些冰山，但是它这个由于浮力，它会往上冲的时候，正好要是冲到你的船底下的话，那你这个船会整个的托起来，然后再给你扔到海里头去。”

郭琨：“ 有时候说起来天方夜谭，有时候说起来中国人有福气，有好命运，这个大冰山距离这个船几米远的时候，它停住了这个冰山。没有靠近那船，那小的冰山哗的过来了，为什么？它底下搁浅了。”

这次冰崩彻底挡住了极地号的去路。400米外的陆地，突然显得遥不可及。

张国立：“当时我们记得好像是，反正冰崩以后，澳大利亚的、苏联的、还有美国的、还有日本的，他们都在空中盘旋，都告诉说，你这条船已经是不可能再出来了，几年都不可能了，所以你们赶紧撤退并且因为没有住地，并且这些科学考察员都给腾出地方来说，我们这可以接纳你们多少人，我们这可以接纳你们多少人。”

郭琨：“这个船的周围几百米全都是厚厚的冰和冰山，那你要想出去非常困难，就已经长远打算在这儿越冬，没办法，改给两顿饭，节约用水，船上人员越少越好，迁到中山站站址上头去，用直升飞机把一些帐篷都拉上去，一部分人员。”

张国立：“目的很清楚，就是说船员留下，船在我还在，我船没有坏的时候，我船长没有发命令，弃船的时候你们不能走。新闻组要留下来，就是你们要拍摄周边的这些状况，如果这条船发生意外的时候，你们要第一件事，要把你们拍的这些带子或者机器给我扔到直升飞机上去，直升飞机赶紧起飞，因为将来可以向全国人民做一个交代，我们的总指挥讲就是做一个交代，要不然我带着这么多人出来，我没有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我这条船还沉了我怎么交代啊？”

张国立：“拍摄的时候，也是每天你就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在议论的时候就说，随时我们可能都死了，但是咱们也是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时光，死就死了，也没有说谁害怕。听着船被挤压的，那个钢板几乎被挤裂的那种声音，你每时每刻你也睡不着，你不可能睡得着，因为它实在太恐怖了那个声音，就是船被那个冰山挤的那种声音，你怎么睡得着觉，所以我们都在船板甲板上面，都拿着机器，都开着机器随时拍，随时拍摄，所以后来很多资料都我们来拍的。”

张国立：“开始一想我要死了，要死了后来我还是一想，我要是掉到冰里头，被冰挤死了那种感觉、冻死了那种感觉，我都挺害怕的，我就不想了。后来我一想反正的我们那些设备箱子，都已经放到直升飞机了，我就拍了一张照片，我就说我去船尾去拍一张国旗的照片。这可能是我最后的一张照片，这照片我后来留下来了，拍完了，我就把照相机就放到那个，照相机没有，就把那个胶卷放到那个设备箱子里了。因为设备箱子要放到直升飞机上，你要万一走了，我们磁带都放在直升飞机了。就是拍跑一盘，你放直升飞机上一盘，直升飞机几乎都是在那旋转的，只要有事，它赶紧就飞。”

张国立：“所以我们的船真正的撤退那时候，我们的科学家们和我们岸上的人，实际上他们是，就是从他们撤到岸上那一天起，几乎都没有人睡觉，就是每天都在看着这个船，看着这个冰山的变化，希望能够。也许是这些人心诚的原因，感动了老天了，也许是这样。就是天天他们都看着，每时每刻就这么看着。”

郭琨每天都会坐直升机观察冰情。第7天，他们发现在极地号左边奇迹般的出现了一条冰隙。

郭琨：“因为冰山大小不一样，走的速度不一样，所以拉开了一个豁口。就利用这一天抓紧这个时机冲出去，所以那个时候一冲出河口的时候大家都欢腾起来了，叫胜利大逃亡。”

极地号脱险后两个小时，冰面的豁口又完全合上了，一直到中山站建成撤离时也一直没有再打开。

1989年2月26日，中山站建成，部分队员当年即留下越冬。

2004年12月12日，中国冰盖考察队从中山站出发向南极冰盖最高点进发。

2004年11月底，中国第21次南极考察队到达拉斯曼丘陵。

他们此行的最大使命就是前往南极内陆深处一片叫DomeA的冰丘，寻找冰盖最高点。这是中国自年开始南极考察以来又一次里程碑的行动。冰盖队前往的DomeA地区就是人类从未到达过的内陆深处，被称为人类不可接近之极。

这一天，第21次队卸送物资的雪地车被面前的一条冰缝挡住了去路。冰缝在一天时间内就发生了变化。

为了保证安全，他们开始寻找一条可以绕开冰缝的路线。但是一个小时之后，他们才只找到一条稍窄一点的冰缝。搭上木板之后，雪地车才得以通过。通往南极冰盖的道路从一开始就不平坦。13年前，中国拿到冲击DomeA项目的时候就是如此。

1991年，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科学大会在德国不莱梅召开。会上，美国科学家保尔·马耶夫斯基提出了一个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把南极冰盖按照大致网格的形式划分成17条路线，每条路线由一个考察队去考察。当时，代表中国参加会议的有中科院研究员刘小汉和院士秦大河。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刘小汉：“他这个一提出来，图在幻灯上一打出来，这么多的路线，各国科学家就自告奋勇，法国说我可以承担那条路线，日本说日本可以承担那条路线。当然基本上各国科学家他提出的承担的路线都是离他站比较近，或者是经过他站的这种路线。”

所有路线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条东西走向横穿南极半岛的线路。西侧从南极半岛西南极最尖上一直到南极点，由美国承担了。东侧从中山站所在的位置到DomeA，再到南极点的线路则引起各国的争抢。根据南极奉行的实际存在原则，谁首先对一个区域进行考察，谁就拥有在这个区域建站的优先权。而在南极大陆上，这几乎是留给中国的最后一块可以首次独立考察的地方。

刘小汉：“美国说他们要做这个，德国说他们也要做这个，俄罗斯说他们也要做这个，澳大利亚也说他们也要做这个，很多国家都在争这个。秦大河院士我们俩坐着就坐不住了，受不了这种冷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不吭气，这条路线就是中山站到DomeA这条路线肯定也丢了。”

在中山站所在的拉斯曼丘陵，就有俄罗斯的进步站和澳大利亚的劳基地，他们都有能力承担这条路线。而当时的中国，中山站刚刚建成3年，只在中山站附近进行过考察，还没有任何内陆考察的经验。

刘小汉说：“后来秦大河说，小汉呀这事咱们可来不及请示了，咱们必须得上去争呀，要不然的话就会再被冷落10年，所以秦大河，我说上，秦大河腾就整起来，人家那还正在辩论呢，他就把那个麦克风给抢过来了。说我代表中国要承担中山站到DomeA的这条路线。我们有什么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有什么样的考察站。我们刚刚盖好的考察站，我们什么规模什么水平，我们有什么样的科学家，我们做过什么什么样的成果……”

1990年秦大河完成人类第一次徒步横穿南极。当时秦大河横穿南极大陆，名声非常响亮，所有外国的南极科学家看他都是用一种敬佩眼光看他的，所以他上去一说，大家就说那好吧同意同意。实际上大家也心里也明白，中国在那儿建了个中山站，最强大的一站，在那个拉斯曼丘陵是最大的站了，比俄罗斯、澳大利亚的大。再加上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承担这条路线应不成问题。

项目虽然拿下来了，但是这种对南极内陆的大规模科考，全世界也只有七八个国家可以做到。对于刚刚踏足南极大陆的中国来说，还没有任何条件和经验来完成这种远程的南极内陆考察。

刘小汉说：“当时我们承担了这项任务之后，究竟能不能做成，我们心里还真是没底，我们都没见过什么叫雪地车，秦大河知道。我们这些所有其他人都不知道，只有几个在外国考察站的遇过冬几个考察家见过。”

此后，中国购买雪地车，开始陆续挺进DomeA。1995年，准备不足的第一支DomeA冰盖队前进80公里即被迫返回；第二年，卷土重来的冰盖队往前推进了200公里，第三年推进500公里。直到1998年，第15次科考队开始有了意外的收获。

六年前刘小汉写下南极考察日记的时候，他正在位于中山站和DomeA之间的格罗夫山进行考察。刘小汉20年前就参加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至今已经六次深入南极，格罗夫山是他的南极梦想。格罗夫山是由茫茫冰盖中露出的64座山尖所组成，也是中山站和DomeA之间惟一一个还没有被人类考察过的冰源岛峰群。

1998年中国科考队冲击DomeA的时候，刘小汉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当时冰盖队兵分两路，一路冲击DomeA，另一路则由他带队前往格罗拉夫山。

当时领导给刘小汉三项任务，一是找着格鲁福山在哪儿，没有地图，只有一张美国卫星照片，有个大概方向，然后冰盖上是什么样，路是什么样不知道，要能找到那儿，就算胜利。但是到那儿以后，第二条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在那儿活下去，不能刚到那儿就回来，看到了，摸一摸，敲块石头就回来也算胜利，如果第二条任务完成了更好，就算立功。如果能在那儿活下去，第三条一定要好好看看在那儿能开展什么样的工作，为今后搞科学考察来做一个准备。当时刘小汉只带了3名队员，第一次来到南极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刘晓春就是其中之一。

就在他们准备出发的前一天，意外发生了。他们仅有的两辆雪地车中有一辆出了故障。按照南极的规矩就是说单车绝对不可以进冰盖，因为太危险了，这是犯冰盖的大忌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大家就傻了，这可怎么办，一辆车只要一出故障，他们四个人就必死无疑了，不可能回来了。这下该怎么办呢？第二天刘小汉他们连打马虎眼带磕头作揖，总算让第四辆车跟着那三辆雄赳赳气昂昂的大雪地车走了。

有一天，走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方，一看远远的地平线茫茫一片白，那都是一片白还有一个小小的小黑点。最后爬到车顶上用望远镜看，这时候看到稍微清点一个小山尖。小小的一个小芝麻粒那么大一个小山尖。他们就欢呼起来了，总算看见了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格罗夫山。

刘小汉：“当时一踏上格罗夫山，就觉得我自己像美国登月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似的。这是人类的第一步，登上它的山坡的时候，觉得挺光荣挺自豪的，当然不能和登月比，但是也觉得也有那么点类似，觉得非常自豪非常光荣。”

有一个队员说，在格罗夫山工作，你迈出的每一步可能都是人类的第一步，但是也可能是你生命的最后一步。他们克服了冰缝的危险之后，开始了对格罗夫山的考察。1999年1月3日这天，他们有了意外的收获。当时，刘小汉正骑着雪地摩托带着队友刘晓春往山下滑行，发现了一块陨石，非常漂亮，很典型的标准的陨石。这块陨石是中国南极考察第一块陨石。从那以后，中国揭开了在格罗夫山寻找回收陨石的新篇章。

1999年1月28号，由于要和返回的DomeA冰盖队会合，刘小汉和他的队员只能提前结束他们在格罗夫山的考察。

这一次格罗夫山之行，中国人第一次对格罗夫山进行了系统地考察，并且意外地发现了四块陨石。此后，中国的南极冰盖考察把重点从DomeA转移到了格罗夫山。1999年刘小汉再次进入格罗夫山，回收了28块陨石。到2002年，中国组织了专门回收陨石的陨石猎人队前往格罗夫山，一举收回4000多块陨石。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和美国的陨石大国，也打算在格罗夫山建立一个度夏科研基地。

就在刘小汉发现陨石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99年1月6日，与他们同时出发的DomeA冰盖队也行进到了距离DomeA只剩最后300公里的地方。但是因为一个队员病重，粮草耗尽，被迫饮恨而归。临行前，他们把那里命名为DomeA前进基地，用10个废油桶焊起一个纪念碑，插上一面国旗，并且用中英文写下碑文。

整整6年之后，2005年1月6日，第21次队的DomeA冰盖队在行进了20多天之后，在冰面上发现了6年前留下的红旗。看着当年自己亲手插在这里的红旗，5名参加上次队的老队员百感交集。

2005年1月18日3点16分，中国南极冰盖科考队成功抵达南极内陆冰盖(DOME-A)的最高点。冰穹A是冰盖上距海岸线最遥远的一个冰穹，也是南极内陆冰盖海拔最高的地区，气候条件极端恶劣，被称为“不可接近之极”。现在，这一亿万年来寒冷孤独的地球“不可接近之极”，终于有了人类的足迹。

南极地区的环境保护有哪些？

陨石和宇宙尘是来自地球之外的各种天然样品，保存了从太阳星云起源，到包括地球在内各种行星形成和早期演化的信息，一些最原始的球粒陨石中还含有来自超新星、红巨星等太阳系以外的其他恒星物质。陨石和宇宙尘的研究，对于我国深空探测的工程实施和科学目标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月球陨石的发现和研究将是我国正在开展的月球探测工程的重要补充。在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领导的精心组织下，我国在东南极格罗夫山共回收到南极陨石4480块，其中包括非常特殊和珍贵的火星陨石。短短三次考察就使我国拥有的南极陨石总数跃入世界前三位，成为继日本、美国之后，拥有南极陨石最多的国家，并远远多于位居第四的欧盟各国总合。如此巨大数量的南极陨石，为我国天体化学与比较行星学的发展、月球及其他深空探测的顺利实施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南极陨石的发现和研究，已成为我国在极地科学领域的一个亮点。

南极冰盖的消融退缩与增长扩张不仅直接反映着全球气候的变化，并且它还通过对全球海平面升降的影响控制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的变化。因此，通过对南极冰盖进退历史的研究揭示今后地球环境和气候的总体演变趋势一直是全球所关心的热门课题。但由于南极严酷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冰芯及海洋沉积物记录，而缺少相应的陆上(特别是南极内陆腹地)与之有关的沉积物证据。因此，至今对南极冰川演化过程中的一些主要地质、甚至包括一些最基本的认识仍然存在很多争议。格罗夫山是东南极内陆腹地为数不多的基岩出露区之一，地处东南极最大的基岩出露区查尔斯王子山和普里兹湾海岸带拉斯曼丘陵地以及西福尔丘陵之间，位于南极大陆流域面积最大的兰伯特冰川的核心部位。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该地区是研究南极冰川进退和气候演化的理想场所─格罗夫山的冰川演化记录不仅可以将查尔斯王子山和普里兹湾海岸地带这两个基岩出露区所发现的同类冰川记录有机地联系起来，而且也为在普里兹湾开展的新生代地层断面研究提供大洋钻探所无法获得的有关东南极内陆冰川演化方面的信息，从而很好地补充和完善这一地区冰川和气候演化研究方面的不足。

南极大陆内部构造性质和构造格局的认识直接影响对南极大陆形成和演化以及矿产潜力的认识和评价。至今对南极大陆的地质认识主要是基于陆地周边数量极有限的露岩区获得的。目前，一些国际前沿地质学研究大都认为东南极是一个前寒武纪的克拉通，其形成时代是寒武纪(泛非期), 但是也有地质学家认为其形成于10亿年前的格林威尔期。

格罗夫山的地质调查确定了普里兹湾泛非期构造带向南延伸的基础。然而，尽管两个地区高级变质的发生时代一致，但物质组成和年代学结构却有很大的差异。格罗夫山的高级变质杂岩以正片麻岩为主，很难找到副片麻岩，并发育独特的泛非期紫苏花岗岩。截止目前所获得的资料，格罗夫山原岩的形成时代小于9200Ma，没有发现在普里兹湾普遍存在的10亿年格林威尔。这表明，格罗夫山和普里兹湾可能处于同一泛非造山带的不同构造部位。所以，对格罗夫山的研究将深化泛非期普里兹带造山过程和冈瓦纳古陆最终拼合的认识。另一方面，由于格罗夫山北部尚有大面积未考察区域，其地质状况是未知的，因此不排除有进一步新的发现。

南极是全球气象资料最贫乏的地区，气象台站的密度远小于人类居住的其它地区，在卫星遥感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

格罗夫山地区平均海拔高度在2000m以上，离我国南极中山站约400km，是中山站通向南极内陆的必经之路。该地区有一大群散布的山峰和冰原岛峰，最高峰达2792m，是南极研究的空白区。我国进行了3次综合考察对该地区的天气特征也进行了初步研究。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格罗夫山地区的考察和研究处于国际领先的地位。

格罗夫山地区气象资料贫乏，除1998/1999年时获得少量考察资料外，基本上是空白；该地是下降风多发地区，在强度上明显大于中山站、在时间上早于中山站。

从内陆考察战略规划和权益的长远角度考虑，为保证Dome-A的顺利实施和队员安全救援，在格罗夫山裸岩区建立度夏临时避难所是势在必行的措施。避难所不仅可以作为Dome-A航空支援(救援)的中继加油站或者中转基地，也是格罗夫山将来经常性夏季考察的野外基地。更重要的是，格罗夫山度夏基地的存在本身就具备极其有力的国家权益优先性标志意义。在格罗夫山建立避难所具有投资小，无风险，效益高等几个特点。避难所只需要1个住宿仓(含几套卧具)，1微型发电机，及适量的燃油和食品储备即可。将来的常规考察可用直升机运送队员和轻便的特殊装备和即用食品，节省了大量雪地车长途旅行的人力物力消耗。

壮美的南极大陆从1958年6月起，阿根廷、澳大利亚、南非、美国等12国代表经过60多次会议，在1959年12月1日签署了《南极条约》（1961年6月23日生效）。此后，南极条约协商国又于1964年签订了《保护南极动植物议定措施》，12年签订了《南极海豹保护公约》，1980年签订了《南极生物保护公约》。1988年6月通过了《南极矿物活动管理公约》的最后文件，该公约在向各协商国开放签字之时，由于《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的通过而中止。但由于南极条约环保议定书中的很多条款系直接引自矿物活动管理公约，因此，《南极矿物活动管理公约》仍被视为可引为参考的重要法律文件。1991年10月在马德里通过了《南极环境保护议定书》和“南极环境评估”、“南极动植物保护”、“南极废物处理与管理”、“防止海洋污染”和“南极特别保护区”5个附件，并于10月4日公开签字，在所有协商国批准后生效。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议定书1991年6月23日在马德里通过，并于当年10月4日开放签署，1998年1月14日生效。该议定书旨在保护南极自然生态。议定书规定，严格禁止“侵犯南极自然环境”，严格“控制”其他大陆的来访者，严格禁止向南极海域倾倒废物，以免造成对该水域的污染。议定书还规定禁止在南极地区开发石油和矿产。26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对南极生态保护承担严格的义务，其中也包括中国。

南极是地球上被开发、未被污染的洁净大陆，蕴藏着无数的科学之谜和信息。南极科考在地球环境气候、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科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南极是地球的共同财富，其蕴藏的丰富和能源，对于科考国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南极科考领域的不断纵深发展，对于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激励民族精神，展示国家综合实力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中国参与南极科考，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参与南极科学考察的意义尤显重大。早在1983年8月，中国就加入《南极条约》。年6月，中国成立了第一支南极考察队。1985年2月，中国在南极洲乔治岛上建立了中国南极长城考察站，同年10月7日中国又获得《南极条约》协商国资格。1989年2月26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又在南极圈内的普里兹湾建立了中国南极中山考察站。此次南极科考DOME-A建站，显示了中国南极科考具备了从南极边缘向大陆纵深拓展的能力，标志着中国正在由极地考察大国向极地考察强国方向迈进，也是中国于第4个国际极地年期间在人类极地考察史上留下的宝贵物质财富。建站对于提升中国在南极的科考水平、推动南极国际合作、保护南极环境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荒野价值的南极格罗夫山地区哈丁山，是我国独立提出并获得批准的第一个“南极特别保护区”。在2009年11月11日启程的我国第26次南极科学考察活动中，我国科考队员在格罗夫山地区开展一系列科学考察，同时进行环境管理和保护，这是我国首次在“南极特别保护区”履行环境管理与保护义务。

总面积约1400万平方千米的南极洲，是世界上最大、最质朴的一个荒野大陆，同时也是唯一的一个主权归属未定的大陆，设立“特别保护区”是各国管理南极事务、切实保护南极环境的一种特殊方式。截至目前，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已批准设立了70多个南极特别保护区和7个特别管理区，保护区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千米。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表示，南极特别保护区的建设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国家在南极科学的研究水准，同时也提升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南极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在2008年召开的第31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上，我国提出的格罗夫山哈丁山南极特别保护区管理获得会议批准，成为我国设立的第一个南极特别保护区。保护区位于格罗夫山中部的哈丁山一带，长约12千米，宽约10千米，呈不规则四边形，岛链状分布的冰原岛峰构成的山脊纵谷地貌，保留着冰盖表面升降遗迹，分布着自然界罕见的、极易被破坏的典型冰蚀地貌与风蚀地貌，这些冰川地质现象既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又有罕见的荒野价值和美学价值。

2008年12月1日，《南极条约》签署50周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为此发表的录像致词中指出，《南极条约》的通过是国际合作的典范，他鼓励各国为保护南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继续加强合作。

潘基文表示，《南极条约》诞生半个世纪以来，新的挑战不断涌现，非法捕捞、旅游业的不利影响、商业生物勘探等活动都对南极脆弱的生态系统构成威胁，而最严重的威胁当属气候变化。

潘基文指出，要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就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这种合作并不局限于《南极条约》缔约国之间，而应涵盖整个国际社会。他敦促所有相关方为保护南极、促进科学研究以及人类进步而共同努力。